在埃尔金看来，新宪政主义的理念可以概括为以下四条：第一，新宪政主义认为对于通过行使政府权力以促进社会福利和对于民主的关注，必须与对于在行使这种权力时减少专制的那种长期的关注结合起来，而古典宪政论则认为： 社会问题大都通过私人之间的互动来解决，法律和市场使这种互动成为可能。

在常规的学术讨论中，我们都要力争做到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辫子，就学理事实本身展开真诚平等的探讨。在这个战场上没有开明绅士，妥协换不来和谐合作，斗争才能生存发展。

单独提‘宪法和法律至上，容易掉入‘宪政的话语圈套。今天，我认真学习了9月2日《北京日报》发表的署名京评的文章，文中指出：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看不见硝烟，但同样你死我活。建政以来，原国家主席刘少奇讲过宪政，前任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两次讲过宪政，现任国家副主席李源潮曾明确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学习宪法，增强宪政意识，自觉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现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必新在2012年更是撰文大声呼唤社会主义宪政。为了避免我曲解或误读汪亭友先生的这一重要观点，我不妨引述原文如下：党领导下的各级政府也要依法行政，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所以，我把这个商榷讨论的过程作为一个学习和提高的过程，请各位专家学者不吝指正。

有人说，我想强行向执政者推销社会主义宪政观，这个说法没有根据。这显然是阶级斗争调和论的体现。先刑后法、以刑代法、以权凌法，使皇权下所谓的法，不过成为治国之器物，侍奉权力之律令工具而已。

自古以来，陆军就与王室保持着密切的关系。维多利亚女王大为光火，竭力要求将这名危险分子流放国外，以免他日后再出来干傻事。这件事时刻警醒着维多利亚女王及其他后来者，必须遵守《大宪章》的规定。有一次他从奥斯本赶回伦敦，没有赶上火车。

他们身后是火光冲天血流成河的皇城北京。历代最高统治者皆以正统自居，拥有至高无上的独裁专制权。

从表面看，维多利亚女王留给人们的似乎一直是温文尔雅的形象，和不计得失甘当幕后英雄的淡泊宁静。因此君主的权力，决不能容许任何人分享。离开内阁那天，格莱斯顿前来拜别女王，维多利亚高高在上，只冷漠地说了一句：格莱斯顿先生，我想你现在总该休息一下了吧。咸丰帝尸骨未寒，慈禧就依靠手中的小皇帝和颁布诏旨之权，将咸丰遗诏中处心积虑设定的赞襄政务八大臣打倒在地，可见正统皇权思想的巨大影响力。

对于乾纲独断的慈禧太后来说，别说这么一个蝼蚁似的小小太监，就是权倾一时的当朝重臣，生死也操控于她的一念之间。慈禧尽管善于玩弄政治权术，但她之所以能掌握清廷最高权力达四十七年之久，并非有多么高深莫测的政治手段，而是其正统皇权代表者的政治优势，在维护个人权力的诸次斗争中，起着相当关键的作用。见多识广的帕麦斯顿出任外交大臣时，根本不把女王夫妇放在眼里。帝师翁同龢在日记中写道：又闻昨日有内监寇连材者，戮于市。

外交大臣俨然成为了一个独立的权力中心。而不同的判决结果，却彰显不同政体下的程序正义。

大法官柯克立即反驳说：的确，上帝赋予陛下丰富的知识和非凡的天资，但陛下对英格兰王国的法律并不精通……法律是一门艺术，一个人只有经过长期的学习实践，才能获得对它的认知。她与其中大部分首相都曾发生过冲突，相处麻烦不断。

许久之后，在无奈的一声哀叹之中，她终于在空白处歪歪斜斜地写下自己的名字……尽管一次次表现出烦躁和愤怒，她还是不得不接受现实。这一天，当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微笑着走进唐宁街10号的首相府邸时，英国的一项重要国家纪录被从此打破。慈禧虽然积极支持洋务运动，对早期的戊戌维新也予以支持，晚年还决意进行比戊戌变法还激进的改革，但她一切改革的前提，都是以不触动自己的权力。维多利亚女王后来也经常向宪政专家请教学习，永远记住一个立宪君主只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这样的情形，在英国已不是第一次发生。专制制度到清代已达到了高度完备、登峰造极的顶点。

言下之意就是要立即废除国王。现在，维多利亚夫妇深感这位无视君权的外交大臣，比以前任何一个时候都显得危险。

前后十九年，同样是罢黜奕訢，反差如此之大。2012年12月18日，英国所有重要报纸的头条都出现了一条重要新闻。

但不管哪一种原因，有一点则是明白无误的：那就是尽管他是来自慈禧太后身边的贴身太监，也因为老佛爷轻轻的一句话就丢了活生生的性命。戊戌年间，王照曾指责慈禧但知权力，绝无政见。

对于女王的意见，他不予理睬。当法律本身都横行不法，那还有什么样的规则能够被遵循？当权力本身肆无忌惮，社会失序也就成为必然结果。柯克异常坚决地回击道：国王在万人之上，但却在上帝和法律之下。德龄作为慈禧的贴身宫女在清宫生活了两年，她在回忆录《清宫二年记》里，记载了慈禧太后一段值得玩味的话：英国是世界上的列强之一，但这并不是维多利亚女王独断的功劳。

1861年11月2日，当奕訢高声宣布将肃顺、载垣等人逮捕治罪时，端华还厉声喝斥：我辈未入，诏从何来？严阵以待的兵丁侍卫们一时面面相觑，不知作何抉择。雪亮的大刀片闪过，顿时血流满地，头颅乱滚。

慈禧通过蔡寿祺的奏折所引起的这场风波，玩一亲王于股掌之上，谴责之，以示威，开复之，以示恩（蔡东藩语），此后又进一步对恭亲王领导的洋务事业进行打击和限制，使其事无巨细，愈加夤畏之心，深自敛抑，使恭亲王的权力大为削减，短短三年里，所有恩赏，一日之内，荡然无存。为避免因对女王犯罪而判决过重，1842年英国甚至专门通过一项法令，规定任何试图伤害女王的行为都定为轻罪，判处流放七年或监禁，同时服三年以下苦役劳动，以后的四次枪击女王案即按照新法令实施的。

当格莱斯顿把一份份代表内阁的议案摆到她的办公室上逼她签字时，她愤怒得恨不能一把火烧掉这些完全违背她本意的文件。回到上文太监寇连材的死因，有些扑朔迷离，学者众说纷纭。

维多利亚与大臣帕麦斯顿和格莱斯顿的斗争，最典型地体现她的这一段心路历程。作为君主制的象征，女王成为自由主义运动攻击的靶心。只要皇权专制的基因还存在于我们的社会肌体，人民要想真正走出皇权的阴影，走上属于自己的现代性道路，可能还需要很久。统治者不是不懂得建立现代文明法制的好处，而是不愿意自己手中的特权依法受到严格的监督和限制。

帕麦斯顿从女王的信中嗅到某种气息，但自负的个性使他无动于衷。这是维多利亚女王四十年中，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遭遇枪击事件。

她个人的命运何尝不是专制王朝政治的缩影？即使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谁的权杖上不是阴魂不散？谁的王冠上不是血迹斑斑？在权力斗争的漩涡中，没有手腕本不能自存，何况还想实现政治抱负呢。大清朝的法律只是侍奉王权的奴仆，是帝王绝对垄断的统治工具，亿万子民只有恭顺地领受法律裁决的义务，而绝对没有了解法理依据的权利。

王位第一继承人夏洛特公主的意外身亡，使问题变得异常微妙复杂，全国目光的焦点一下子全聚集在王室几位兄弟身上，王室内部也犹如一锅沸水，王位的争夺从表面看来十分平静，而各人的心里却紧锣密鼓地盘算开来。这样的专横残暴，即使放在中世纪的英国也是不能容许的。